【概要描述】: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是2021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在当前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以及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影响，中国制造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多重冲击。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对全球产业转移的新趋势作出系统评估，主动顺应和积极引导全球产业转移的方向，不断稳固和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仅是应对贸易摩擦和疫情冲击的短期需要，更是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中长期战略需求。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是2021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在当前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以及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影响，中国制造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多重冲击。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对全球产业转移的新趋势作出系统评估，主动顺应和积极引导全球产业转移的方向，不断稳固和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仅是应对贸易摩擦和疫情冲击的短期需要，更是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中长期战略需求。
中国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全球价值链，是指产品或服务从最初概念到终端用途的全部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情况。这一概念已成为从全球化视角描述和研究全球产业转移问题的重要内容。过去三十年，随着全球价值链逐步成为决定全球生产分工格局的主导力量，传统生产体系的全球布局出现诸多新特征。尤其是产业层面的国际分工开始深化，同一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被拆分，使得垂直分工的环节更加细化，生产体系覆盖更多国家和地区以最大限度获取比较优势带来的收益。受此影响，国家间的中间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得以快速增长，并进一步驱动跨国投资以更快的增长来保障全球生产体系的紧密联接。
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被细化分解后，通过分散生产并重新组合，可以获得规模经济的直接利益，但不同环节之间交易成本的提高将限制生产过程分解和空间分散的程度。过去二十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交通运输效率的大幅提升，大大降低了分散生产的运输成本；其次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传统生产管理的成本，扩大了生产空间分布的范围；再次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国家间贸易壁垒持续降低，降低了跨国界分散生产的贸易成本；最后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市场需求扩张提升了跨国生产布局在新兴市场的收益水平和吸引力。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全面提升互为因果。从利用全球价值链的机遇实现发展，到引领全球价值链的深化与提升，中国一直是全球价值链当中的重要驱动力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依托低成本优势，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随着全球范围制造业分工不断细化，产业进入壁垒明显降低，越来越多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环节开始向中国扩散，使得中国获得了更多参与全球分工的机遇。把握这些历史性机遇，中国较快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制造业生产体系，并在多数领域确立了明显的规模优势。
加入WTO之后，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开始向更多国家和地区拓展，并在电子等全球化特征突出的产业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体系。据统计，中国多数产业的生产规模都超过全球的30%，电子电器等产业的规模甚至超过全球的40%，加上为中国提供各种配套并形成稳定分工关系的其他生产能力，总体规模占到全球的60%以上。所以，中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多数领域都占据生产主体地位。相比而言，日本、韩国、德国等制造业第二梯队国家，紧紧围绕中国生产体系形成上下游分工关系，并获得参与和影响全球价值链的机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是全球制造业第三梯队，作为卫星生产基地，为中国提供更低端的生产配套，处于从属地位。美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制造业国家，依靠核心技术持续创新获取高额垄断收益，是全球价值链的“收益分配中心”。
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呈现出新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后发生了三次全球范围的产业转移。第一次是传统机械制造业从欧美国家向日本的转移，第二次是传统消费品制造业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的转移，第三次是全球制造业向中国的全面转移。每一次转移都支撑了全球经济的一轮繁荣，成就了一批新的高速增长的工业化国家。这三次产业转移中，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优势和市场规模是决定产业转移方向的主要因素，制造体系的整体转移是主要方式。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价值链开始发挥作用，在产业链分工更加细化和链条拉长的同时，产业空间布局开始围绕细分产业展开。由于不同细分生产环节依托的要素优势更加多元化，使得当前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形成了明显不同于以往三次的模式和特点。
首先，全球产业转移的壁垒在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后起国家仅依靠少量要素成本优势就有机会参与其中，产业转移速度明显加快，转移范围明显加大。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进一步降低了产业细化后在全球分散布局的成本，进一步增强了全球价值链扩张的力量。
其次，整体产业链转移的难度不断加大，细分产业链的转移将成为主要趋势。单一产业价值链的细化分解，为不同产业之间整合相同要素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纵向分工链条之间出现越来越多的横向联系，形成了更加复杂的网格化分工格局。独立生产环节规模经济的优势随之升级为整体配套能力，形成更具体系性特征的综合优势。这一优势超越了劳动力成本等独立要素的重要性，成为决定全球产业转移模式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东道国的研发创新能力、投资环境、配套能力以及终端市场等因素，也比以往越发重要。
再次，产业转出国家和接受国家之间的联系比以往更加紧密，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也明显提高。完整的生产体系经过细化分工和跨国分散生产，然后重新组合起来的过程中，分工越细化，区域分布越广泛，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也越紧密，相互之间的依赖程度越高。这对传统国际贸易政策和制度安排提出新要求，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和更高效的国际贸易投资制度安排，成为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深化的必要条件。
最后，跨国产业转移推动形成亚洲区域产业分工网络。过去十多年，面向全球的价值链发展趋势开始转向，并越来越多地向区域性分工转移。近年来，一批后起的亚洲国家对中国产业转移的承接能力快速提升，未来将可能形成以中国为核心、覆盖南亚和东南亚区域的全球制造业生产体系。与此同时，中国与日本、韩国等处于价值链相对高端国家的产业分工合作关系也不断加强，形成了覆盖多数东亚区域的制造业基地。中国处于两个生产体系的空间交汇地位，是整个体系的主体和主导力量。
全球价值链继续深化发展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深化速度明显放缓。这是对过去快速发展的修补性调整，也是国际金融危机、中美经贸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短期冲击的结果。展望未来，驱动新一轮全球价值链扩张进程的力量仍在不断增强，中国也将处于更加核心的地位，我们要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同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
首先，信息技术特别是产业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使得传统生产体系的标准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机器人等先进制造技术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在传统生产环节分工更加细化的同时，一些本来需要高素质劳动力的价值链环节，因为生产更加标准化，能够在更广泛的区域分散完成，从而为更多后发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打开新空间。
其次，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主导力量，随着本土劳动力成本上涨与要素比较优势的变化，内在的产业转型升级要求日益紧迫，制造业的自动化升级和“机器替人”的进程不断加快，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将逐步降低，产业体系配套能力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这有助于强化中国制造业继续推动全球价值链深化发展的能力。
再次，越来越多的后发工业化国家，随着本国产业体系的逐步形成，进一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能力和热情都在不断提高。另外，收入增长促使消费升级，也使得这些国家的市场得以快速增长，在全球价值链转移中形成新的吸引力，这从需求侧为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深化提供了动能。
最后，从近期看，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初步达成，也有助于稳定全球投资的预期和信心，从而逐步恢复过去几年来跨国投资增长和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进程。即使后期还会出现各种不确定性，过去几年逐步形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也将继续促使区域性全球价值链取得更加重要的地位，并为在区域性的国际空间层面进一步细化价值链分工创造条件。
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继续提升
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中国有机会依托过去十多年形成的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上的主导地位，积极引领，科学布局，构建以中国制造为核心和主导、深度融合发达国家先进产业技术资源、覆盖印度和东南亚各国生产制造体系、市场辐射全球的制造业价值链体系。
在创新驱动和大力改善营商环境等的基础上，我国应主动加强与传统产业承接国家之间的全球价值链联系。通过合理引导中国制造业向外转移的区域和产业环节，建立与国内产业间高效科学的分工配套联系，同时注意整合以企业为主的分散投资模式，构筑相互协作的集群投资模式，形成包括股权投资、贸易、生产外包等多元化模式的对外投资格局。加大与全球制造业第二梯队国家的价值链融合，加快引进高品质外资和技术。近年来，我国与日本、韩国、德国等制造业第二梯队国家技术合作日益增多，水平分工特征逐步显现。继续强化这一发展态势，既符合这些国家实现已有核心技术更大价值的需要，也是中国制造业“补短板”和实现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机遇。
